徐國鈞 學校供圖

        1996年之前，彩神第一實驗大樓212房間的燈，不管春夏秋冬，總是亮到更深夜靜時。這是著名生藥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徐國鈞的工作室。

        1937年常熟淪陷，徐國鈞在逃難途中幸遇當時在國立藥學專科學校任教的同鄉周太炎先生。經周先生介紹，他進入國立藥學專科學校擔任助理技術員，後就讀國立藥專，並留校任教。他在昔日的國立藥學專科學校，今日的彩神，整整學習工作了67個年頭。

        徐國鈞步入中藥領域半個多世紀，由他主編或參加編著正式出版的教學、科研專著和參考書達52部，主審或審閱出版的著作有15部；發表了有關生藥鑒定、化學成分、藥理作用、資源開發方麵的論文近400篇。而這累累碩果，大部分是他用一隻眼睛完成的。

        11月，彩神舉行了紀念徐國鈞院士誕辰100周年係列活動，重溫他嚴謹的治學態度、求實的科學作風和開拓敬業的精神。

        顯微鑒定力破“神仙難辨”之說

        1972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屍，而女屍的手中竟握著一把中草藥。隻是這些草藥早已炭化，它們大多被加工成不規則的塊段或細小碎片，經過2100多年的“殉葬”，實在難以辨識。

        考古工作者很想知道它們究竟是什麽草藥、這些草藥對古屍的保存能起什麽作用。這些問題的答案對中國漢代醫藥學史具有重要科學意義。然而，考古學家對此卻束手無策。

        這時，生藥顯微鑒定的開創者徐國鈞進入了他們的視野。

        徐國鈞少年時，假藥劣藥橫行，因此他始終把藥材的真偽鑒別放在心上。他是國內第一個把植物解剖學的顯微鑒定方法用於藥材鑒別領域的人。

        粉末生藥學是鑒定粉末狀態的藥材和製定中藥材鑒別標準的重要依據之一。早在1951年，徐國鈞就從數年來觀察所得的材料中選擇了101種植物類生藥，整理成《粉末生藥檢索表》。

        他把單味藥的細胞組織結構特征搞得清清楚楚，但這遠遠不夠。我國傳統的中成藥丸散膏丹大多是直接用粉末藥材製成的，然而，一種中成藥經常含有幾種、十幾種或幾十種粉末藥材。徐國鈞的學生、彩神教授餘伯陽解釋，複方製劑的鑒定不同於單味藥材，方中不同藥材的細胞、組織或內含物常有交叉。所以，醫學界向來有“丸散膏丹，神仙難辨”之說。

        於是，徐國鈞決心運用粉末鑒定的方法攻克這一難題。1956 年，他以家庭常備良藥“靈應痧藥”為突破口，通過反複觀察、分析和比較，排除了不同藥材間同類細胞、組織的相互幹擾，找出各種組成藥物的專屬性特征，成功地從“靈應痧藥”中檢出了麝香、蟾酥、天麻、麻黃、甘草、蒼術、丁香、大黃、雄黃、朱砂10種藥材，與處方完全一致。這項研究成果的發表，開創了中國中成藥鑒定的先河。

        從1964年開始，徐國鈞發表了《粉末藥材顯微鑒定研究》等一係列論文，並在1975年把其中100種粉末藥材鑒定的全文和特征圖匯編成冊。

        在這個過程中，徐國鈞發現了不少中成藥成品與藥典處方不相符的情況，在幫助相關部門進行中成藥品質監督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

        1972年，正是憑著植物藥顯微鑒定這一手絕活兒，徐國鈞在接到馬王堆藥材鑒別的任務後，與合作者一起，通過數月努力，成功鑒別出茅香、高良薑、桂皮、花椒、辛夷、槁本、薑、杜衡、佩蘭9種藥材，解開了這一“千古之謎”。

        創建中藥係統研究新模式

        在中藥顯微鑒定領域，徐國鈞早早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他很快意識到，除了要解決中藥材真偽問題外，還要關注中藥的品質評價，係統展開質量研究。

        “我國文化曆史悠久，藥用資源豐富，有中藥近萬種，常用的有五六百種。由於曆史原因，地區習慣用藥存在差異，同名異物、同物異名現象，以及多來源品種普遍存在。因此，必須對常用中藥進行係統的品種整理和質量研究，明確藥材基原，澄清混亂，確定最佳采收期，建立質量評價標準，為中藥材生產和應用提供科學依據。”徐國鈞在《關於中藥、天然藥物學科發展的淺見》中寫道。

        “七五”和“八五”期間，徐國鈞作為主要負責人之一，開啟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國家科技攻關項目——“常用中藥材品種整理和質量研究”，並組織南方協作組完成了110個大類藥材的研究。

        這是一項龐大的工程。每一種藥材都要經過本草考證、藥源調查、分類學鑒定、性狀鑒定、顯微鑒定、商品鑒定、理化分析、化學成分分析、采收加工、藥理作用分析10個方麵的係統研究，這在中藥發展史上是一個創舉。

        餘伯陽1987年成為徐國鈞的博士生，完整參與了這一項目。他說，很少有項目會由一個人完成所有研究環節。而導師要求一人負責一種藥材，在全國範圍內進行藥源調查，采集原植（動）物標本，作分類學鑒定；收集對口藥材和商品，作性狀、顯微鑒定和理化分析，並進行化學成分及藥理活性的研究。

        這對學生們的跨學科研究能力是個巨大的考驗。而徐國鈞課題組的特色就在於，給每一名博士生都配備了由三位導師組成的團隊，除了生藥學方向外，還有植物學、化學等方向的老師進行指導。從未留過學的徐國鈞還盡可能讓每名學生都有國際交流、進修的機會。

        1988年，化學相對較弱的餘伯陽就被導師送到了日本，用了不到10個月的時間，與日本導師合作完成了麥冬的化學成分分析。

        “徐先生在研究中總是給我們很大的空間，從不限製我們。他主要幫助我們明確每個環節的科學目標，至於研究過程中到底用什麽方法、如何實現，我們可以大膽探索。”餘伯陽回憶道，如果遇到問題，導師會參與把關，也會邀請相關研究領域專家、國際同行來指導學生。

        “所以，徐先生的學生借鑒能力都很強，研究方向也很多樣。”在餘伯陽看來，自己科研生涯的學習思維、創新意識，無不得益於先生。

        曆經十年攻關，“常用中藥材品種整理和質量研究”課題拉動了生藥學學科發展，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青年學術帶頭人和骨幹，並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徐國鈞的名字位列第一。這也是我國藥學院校中唯一的一項國家級科技成果一等獎。

        與病魔鬥爭的一生

        徐國鈞一生共培養了近30名博士生，學生第一次見到他都很好奇，因為導師帶了一副非常特殊的眼鏡，左邊眼鏡片像墨鏡一樣。隨著接觸的增多，他們才了解到導師眼睛背後的故事。

        1957年，年富力強的徐國鈞與研究中藥化學的趙守訓一起滿懷熱情地編著高校教材《生藥學》，那時正是他最忙碌的時候，幾乎天天工作到淩晨三點。

        “57年10月初左鼻持續流涕，涕中帶血，經常頭痛。當時工作任務重，我上課時用棉花塞住鼻孔，以免流出血涕來，且仍能工作到深夜。至12月中旬，頭痛劇增，出血愈多，不得已到醫院檢查，認為需要住院。住院前一天，我在左鼻孔塞凡士林紗布、頭部劇痛的情況下上了最後一堂課。”徐國鈞曾記錄當時的身體狀況。

        他最終被診斷為左篩竇未分化癌，醫生不得已將左眶內物全部摘除，包括他的左眼。這雖然挽救了徐國鈞的生命，但手術和放療後，傷口表麵暴露出很多碎骨片，他的餘生是在持續性頭痛和傷口慢性感染中度過的。

        “麵對這樣的事實，是向病痛屈膝，少工作甚至不工作，還是同疾病作鬥爭，爭取早日工作和多做工作？”如此自問的徐國鈞在術後不到3個月就出現在了工作台前，半張由於接受放療變得焦黑的臉又伏在了顯微鏡上。

        為了保全自己大腦的記憶思維能力，他堅決不吃止痛藥、不打止痛針，全憑高強度工作來對抗傷口的劇痛。術後兩年，徐國鈞和教研室的同事合作，在《生藥學》基礎上，經過多次的廣泛調查研究，結合生產實踐，編寫出了共計220萬字的《藥材學》，全書插圖1300幅，至今一版再版，被稱之為近現代中藥研究的“四大巨著之一”。

        在徐國鈞女兒徐小梅的記憶中，父親每天清早去工作室，深夜才離開，吃飯常常隻有小孫女才叫得動他。他的日程表上幾乎沒有節假日，連大年三十都是在學校辦公室度過的。

        “有人問過我，你小時候感覺到你的父母和別人的父母有什麽不同嗎？我說有。他們工作都很忙，我們常常會學家裏的阿姨，喊他們徐先生、毛先生（徐國鈞夫人毛鳳斐）。”隨著徐小梅的成長，她越來越明白，“徐先生不僅屬於我們家，他更屬於這所學校。”

        “有時候我們都熬不住了，把辦公室燈留著，人跑出去偷個懶，導師總會在晚上下班前過來敲一下門，看看學生們在沒在。”餘伯陽告訴《中國科學報》。

        在他眼裏，導師不僅工作投入，還非常嚴謹。“上世紀80年代初，我還在讀碩士，每篇論文，小到標點符號，先生都會一一修改。他對學生有個規定，凡是他改完一版的論文，我們必須從頭抄一遍。那時候還沒有電腦，論文都是手寫，一張能寫400多字的稿紙，需要七八十張。一篇論文先生起碼改三四遍，所以光抄論文我們就得花上一個多月時間。”

        1995年，由於常年受後遺症影響，徐國鈞中風入院。經搶救出院後，已經年過七旬的他再次投入到緊張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中。

        “徐先生是他們那一代科學家裏為數不多的‘草根’科學家。他從學徒開始，到就讀國立藥專並留校任教，得到了學校、前輩們的栽培和幫助。生病做手術後，他始終認為是黨和國家的關懷給了他第二次生命。”餘伯陽深知，先生一輩子忘我地工作，為國家中藥現代化進程無私奉獻，正是源於他內心的感恩之情——人活著不能忘本。

來源：2022年11月28日 中國科學報（頭版頭條）

通訊員：薑晨  記者：胡瑉琦